Skip to content

我们为什么花钱但得不到服务和质量

24-三-11

海底捞是中国商业业态的一个特殊案例,一次在海底捞优雅的等位区,一个被热情的服务过的中年上海男子强烈要求给消费10元,那个免费擦皮鞋的员工不肯要,那个男子说:请收下,这样的服务在中国找不到。此言不妄。

不单是餐饮,其他行业在中国,就算你付出了高的成本,不一定得到你要的服务和质量。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1. 敬业是一种宗教观。圣经上教训人,服侍人如服侍主,人可能不会一直盯着你看,但上帝无所不在。但中国是基本没有宗教的,所以人前与人后不一样;付钱前后也不一样;老板是否在也不一样。

2.我们自己没有享受过有质量的东西,中国的小农文化不是“comfort lover”,他们一直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为主,很好的沙发上面也要蒙上一块破布,我们自己不不知道如何享受。

3.从业人员对工作不满是产业优化转型期的必然。不满的因素从表面看有很多,比较突出的是薪资过低,但对于企业主来说,由于利润本身微薄,也根本负担不起,但企业仍然在运营,低效,低质的运营(国企待遇不低,但其他方面的激励很糟,也是很低效低质的)。这种现象不会长久的持续下去,劳动成本的上升必然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企业必然要应对。

前两种情况,可以通过培训改善企业文化来实现,也就是改变脑袋里面的东西,虽然会提高成本,但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但第三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培训问题,而是涉及到公司商业模式的深层次问题:

1. 公司必须放弃商业模式中冗余的部分,不赚钱的项目要放弃,如果是因为做的太杂而不赚钱,那就更要做精;

2. 公司必须提高效率,能自动化就不要用人工,而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人。

3.公司必须学会尊重人,改善他们的待遇,激发他们的潜能是公司的天职。

4. 公司的商业模式必须是有很好的利润去雇佣同行业中较好的人工,否则你应该退出。

有讨伐百度之檄文,大快人心

15-三-11

2011年3月15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正义终于发出了他本应发出的声音。

真的民生不能靠政府施舍

08-三-11

从3月3日开始,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将在北京热热闹闹地展开10多天。对于这场被简称为全国“两会”的重大国事活动,各界人士心态迥异。普通民众希望它成为反映呼声、争取利益的机会,官员期待在这里展现个人能力并得到更高领导的赏识,既得利益者则借助这个机会加紧博弈以期获得更多利益。

  对于今年的“两会”,尽管民众有了更多批评和不信任,但根据中国的公共政策安排进程,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关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毕竟要在这次会上得到体现。一个让人略感欣慰的动态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稳定、民众期待利益分享、利益集团试图平衡利益分配机制等多方利益诉求,形成了一个“公约数”——民生。而从表面上看,“民生”也的确成了本次“两会”的热点话题,我们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即可看出端倪。

  什么是“民生”?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民生就是民众的生计,它既包括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生存、健康以及温饱问题,也包括物质层面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幸福需求,如幸福生活的需要,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尊严问题,如免受侵犯自由的权利、公平生存与生活的权力、自我决定命运与秩序的权利,等等。

  在中国,对民生的不同理解,可以派生出各种不同的民生观,如温饱民生观、享乐民生观、尊严民生观,等等。

  长期以来,就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其潜台词和隐藏逻辑就是:只要解决了基本生存和温饱,中国人的人权就有了保障,中国的民生就很好了。

  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并欺骗了很多善良百姓的论调。有言道:“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道出了人的价值,也应该成为民生的基本教义。

  不同的民生观,也引出了不同的民生保障机制。从中国目前的官方主流论调来看,重物质、轻精神;重温饱、轻幸福;重城市、轻农村;重体制内、轻体制外等差别性政策,导致了各级政府在制定民生政策时取舍明显,甚至缺乏基本的公平。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历来流行一种论调,那就是政府施舍论。我们去看中国很多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那种封建社会皇恩浩荡的腔调,不绝于耳。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而实际上,民生本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根本目的。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说:“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还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可现实中,民生不仅不是政治的中心,反而成了政治的衬托。在民生恩赐观的影响下,中国的各类民生问题,总是容易被行政化。比如,一谈就业问题,就有地方政府通过权力配置资源,进行政策性临时调控;一谈社会保障问题,就会有各级政府进行各层级的统筹;一谈物价问题,就会有相关部门依靠行政强权调配物资、调控市场……

  政府对民生的恩赐,虽然能够取得一时一地的成效,但从长远和宏观视野来看,有些错误不仅不能改善民生,反而会有害民生。

  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政府部门就会采取定向安排、因人设岗等方式,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但这样做却无法解决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在大学生和其他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再比如说房价问题。面对“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局面,政府下了大力气调控,北京等诸多城市更是将户籍作为购买当地房屋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也许能压制一时的需求,却无法解决长远的市场失衡问题,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严重侵犯了低收入者(无缴税记录)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更大的不公。

  恩赐观下的民生政策,负面效应和危害表现于很多方面:首先,这样的政策缺乏综合权衡和历史前瞻,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是头痛医脚,这种应急性举措,甚至为将来民生的改善留下了更大隐患;其次,无法确立民生至上的为政观念,并因此无法促成官员的服务理念;再次,很多恩赐性民生政策,常常以侵犯一个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反民生”;第四,政府只能恩赐物质利益而无法满足精神权利,说白了,在恩赐观之下,民生状况再好,也注定只能是一条跛脚。而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恩赐性的民生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制度合理性,所以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饭,民众缺乏对民生秩序和政策的长期期待可能性。

  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必须摒弃恩赐性的民生政策,改而实行目标性民生政策。所谓目标性民生政策,就是要把尊重和维护民生,作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制度的建设和稳定秩序的维护。

  当前的中国,亟需通过大力完善立法工作和加强执法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的法律问题,一是立法不均衡,二是执法太乏力。其实,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劳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在宪法中有明文依据,可在实际执行中,宪法犹如聋子的耳朵,摆设性的宪法,不仅成了嘲讽的对象,也成了欺骗世界的工具。假如真正尊重和执行宪法,确立违宪审查机制,很多损害民生秩序的行为和现象,就会自动循迹。

  在加强宪法可诉性和执法保障机制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完善其他法律秩序,以消除损害民生的机制。

  首先是部门立法权的规制。中国很多法律,名义上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实都是有关部门甚至有关利益集团制定的。比如铁路法,就是铁道部这个超级企业的专利,在它的主导下,民众的安全、健康和其他经济利益都被践踏。只有消除了部门和利益集团对法律制定的主导权,还民众以制度参与权,才可能真正改善和保障民生。

  其次是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健全。反垄断法颁布实施至今,依然是一个摆设,大型国企的垄断机制无法得到监督纠正,极大地损害了民生和社会公平,同时也给全社会一种反向诱导,鼓励更多企业加入到侵害民生的行列之中;

  第三是要完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并加大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有关税收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村农业、环境资源、教育事业、物价监管、流通促进等方面的法律,全国人大需要从保障民生和公平的角度,重新审视梳理一遍,统一价值标准和规则体系,当立则立,该改则改,使其加强互相衔接,摒弃不合理规则。才会使稳定的制度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重要武器。

  回到民生的本质来看,如果一国的管理者真正认同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宗旨的公共政策价值,那么,就会通过制度保障的方式,让广大民众在制定制度过程中主动积极参与,从而使民生的保障真正脱离政府恩赐轨道而进入全社会自觉维护之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独立时事观察员,曾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伦理、法治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

  本文为转载稿,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

08-三-1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计划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一。)

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

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

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

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

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改革共识的七个误区

08-三-1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二。)

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

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

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

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的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很显然,村长是一位能抓住老鼠的好猫,尽管他有点黑。
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

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

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

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

“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旧题已弃,新题待破,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自然焦虑和彷徨。

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优先,以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重点投资布局,而到了1978年,这一战略及布局出现决定性转变,南方四大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东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格局陡然大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近年,我在一些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授课,常常被学生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中找到上述的这句“共识”,它到底出现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出现在每一次的中央经济文件和“五年规划”之中。学生会接着问:它是一条不需要进行论证的“公理”,还是一个需要进行论证的宏观经济规律?当这些疑问越来越浓烈的时候,表明它的共识性便越来越淡薄。

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上述的七个共识,堂堂皇皇,国境之内,无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们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都应该被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纪念碑上。

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我们走过的历程,而是表明,我们正在进步,而且真的在进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连制度都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久远,何况共识乎。

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剑及履及,披荆前行。如今,改革行过半程,共识已然瓦解,全体国民宛若散沙,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稍有常识者都清晰地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扬弃哪些旧的共识,同时,应该创造和接受怎样的新共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08-三-1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按:这是作者撰写的“两会”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三。)

广东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在赴京参会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开征集议案,同时提交了有关税制改革的议案,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教育附加费、堤围费等行政性收费和城乡建设税,他的微博“粉丝”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从零增加到58万。

此刻在北京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如果是所谓的“根本性规定”,那么,对于当今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其实就要直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根本性规定”。而这一命题,也正是本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有没有尝试着从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

进入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而摆脱管制,争取更大的商业自由,一直是改革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松绑”新闻,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投书——《请给我们松绑》,文内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松绑新闻”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3月24日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而1984年则被看成是“中国企业的元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开始的十多年中,是一个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过程,因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改革时光。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很多工商业者认为,制度环境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捕鼠的特权”正在涣散,历史宿命宣告终结。迄今,很多人记得那时的兴奋与憧憬。

然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费正清的困惑”,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因为,“捕鼠的特权”仍然没有消失。近年以来,“国进民退”的浪潮席卷而至,产业垄断更为坚固,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大的赢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我们仍然要呼唤“松绑”。

让人欣喜的是,与1984年相比,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两千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象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

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工商阶层——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以我浅见,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或是可以采用的十二字策略。

有组织:中国工商阶层有悠久的组织化传统,从明清商帮的会馆到民国的商会都是自主、独立的商人组织模式,均可借鉴,而来自于西方的NGO模式更应被广泛推广,若无组织,再富有的人群仍是没有力量的,仍然如钱穆所谓,是一个“平铺的社会”。

不依附:这涉及到阶层自觉的命题,以追逐利润为职业目的的企业家阶层最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在关键时刻被分解和利用,这一教训在192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所以,作为当代的新兴企业家,与政治保持独立之距离,不依附,不阿谀,不试图从行政垄断中分一杯羹,却是艰难而必须的决定。

结同盟:商人阶层与平民阶层、知识阶层——特别是与后一阶层的——对立与撕裂,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在今天,我们仍然担忧地看到重演的可能,“富二代”这一名词的出现便足以证明这种对立思维的潜在——其责任不在公众,而在商人阶层自身。企业家们必须清晰地知道,他们不可能单独地成为一股力量,而必须与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达成良性的合作,才可能共同推进改革的进步。

求独立:这里的“独立”当然是指产业经营的独立,所有企业家都应该抓住任何一次周期性的机遇,努力推动垄断行业 —— 特别是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市场化改造。

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以此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费正清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景象了,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国企的去留问题(上)

08-三-11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还有没有代表提案谈企业改革,而如果谈,又从何谈起。

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际,它却“失踪”了。

先让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路径。

本轮经济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的,而经济改革的主要命题就是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当时中国并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外资企业,所以惟一的目标当然只能是国企。国有企业的现状则是惨不忍睹,用一句讽刺性的话说,“国家假装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则假装工作”。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写道:“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

也是从这时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机制创新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成为经济改革的一大主线,其被尝试的办法包括:放权让利试点、试行企业经营承包制、企业自主权落实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而这些办法最终证明的是,在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谓“放小”,其本质就是改变所有制性质,让中小型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

这一战略真正得到大面积的实施则是在1998年之后,朱镕基在这一年三月的北京“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提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这一战略引发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则视之为一场产权革命。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政府最终放弃了之前二十年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改革路径,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2002年,一份题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
到2003年的北京“两会”,朱镕基卸任,随后中央政府成立国资委,它标志着“国退民进”时代的终结。从此之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楚河汉界”之势,前者控制了资源、能源等上游产业,而后者则在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中心的中下游产业盘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企业改革失去了对象和方向。

通过对改革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三个结论:

——国有企业从来是企业改革的对象,而且是惟一之对象;

——国有企业的脱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产业垄断来实现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要任务,舍此,无他途。

而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变革目标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现有的、形成了强大营利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课题。

就在上周,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这份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在天则的这份报告中,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权重最大的两块。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根据测算,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如果天则报告的数据是真实的,结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国资委研究机构对天则报告的反对意见。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秦晓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他不是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天则报告和秦晓观点已经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的反响,而它们会在“两会”上遭到怎样的呼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祖国啊,你的春天飘满雪花

07-三-11

祖国啊,你的春天飘满雪花

我们每人都从小园里摘了一朵新开的茉莉

但没有人敢别在胸前

//

别人用脸孔问候

我们用墙

//

昆仑流浪

没有家的感觉

我们比异乡人还要小心翼翼

//

站在东部

混浊的长江注入无声的东海

迎着风

我们纯洁而无奈的流泪

//

“万钟于我何加焉?”

俯伏的众人没有人听到

秦岭上的白雪片片飘落

//

祖国啊,为什么

你的春天飘满了雪花?

透明的世界

16-二-11

青春的逝去不都是坏事
正如叶子落光的树
再也无法遮挡
你向远方眺望

广场的雕像
只不过是鸽子歇脚的地方

风穿过整个城市

爱是对渴望被爱的理解

我在山脚下就如在山顶
我在城外就如在城里
我在故事开始就如在故事的结束
我在冬天就如在春天

一生叹息
让风穿过整个城市
你的目光需要永远炯炯有神

年迈的所罗门
满头的银发
我扶他坐下
听教堂的钟声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13-二-11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茨维塔耶娃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绵不绝的钟声。
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
古老时钟敲出的
微弱响声
像时间轻轻滴落。
有时候,在黄昏,自顶楼某个房间传来
笛声,
吹笛者倚著窗牖,
而窗口大朵郁金香。
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
在房间中央,一个磁砖砌成的炉子,
每一块磁砖上画著一幅画:
一颗心,一艘帆船,一朵玫瑰。
而自我们唯一的窗户张望,
雪,雪,雪。
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慵懒,
淡然,冷漠。
一两回点燃火柴的
刺耳声。
你香烟的火苗由旺转弱,
烟的末梢颤抖著,颤抖著
短小灰白的烟蒂——连灰烬
你都懒得弹落——
香烟遂飞舞进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