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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第七扇窗 &#187; 读书笔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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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诗歌 旅游 读书笔记 经管日志 杂感</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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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有讨伐百度之檄文，大快人心</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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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5 Mar 2011 02:39:30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读书笔记]]></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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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2011年3月15日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正义终于发出了他本应发出的声音。]]></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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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真的民生不能靠政府施舍</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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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8 Mar 2011 06:35:20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吴晓波]]></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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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从3月3日开始，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将在北京热热闹闹地展开10多天。对于这场被简称为全国“两会”的重大国事活动，各界人士心态迥异。普通民众希望它成为反映呼声、争取利益的机会，官员期待在这里展现个人能力并得到更高领导的赏识，既得利益者则借助这个机会加紧博弈以期获得更多利益。 　　对于今年的“两会”，尽管民众有了更多批评和不信任，但根据中国的公共政策安排进程，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关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毕竟要在这次会上得到体现。一个让人略感欣慰的动态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稳定、民众期待利益分享、利益集团试图平衡利益分配机制等多方利益诉求，形成了一个“公约数”——民生。而从表面上看，“民生”也的确成了本次“两会”的热点话题，我们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即可看出端倪。 　　什么是“民生”？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民生就是民众的生计，它既包括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生存、健康以及温饱问题，也包括物质层面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幸福需求，如幸福生活的需要，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尊严问题，如免受侵犯自由的权利、公平生存与生活的权力、自我决定命运与秩序的权利，等等。 　　在中国，对民生的不同理解，可以派生出各种不同的民生观，如温饱民生观、享乐民生观、尊严民生观，等等。 　　长期以来，就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其潜台词和隐藏逻辑就是：只要解决了基本生存和温饱，中国人的人权就有了保障，中国的民生就很好了。 　　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并欺骗了很多善良百姓的论调。有言道：“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道出了人的价值，也应该成为民生的基本教义。 　　不同的民生观，也引出了不同的民生保障机制。从中国目前的官方主流论调来看，重物质、轻精神；重温饱、轻幸福；重城市、轻农村；重体制内、轻体制外等差别性政策，导致了各级政府在制定民生政策时取舍明显，甚至缺乏基本的公平。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历来流行一种论调，那就是政府施舍论。我们去看中国很多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那种封建社会皇恩浩荡的腔调，不绝于耳。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而实际上，民生本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根本目的。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说：“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还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可现实中，民生不仅不是政治的中心，反而成了政治的衬托。在民生恩赐观的影响下，中国的各类民生问题，总是容易被行政化。比如，一谈就业问题，就有地方政府通过权力配置资源，进行政策性临时调控；一谈社会保障问题，就会有各级政府进行各层级的统筹；一谈物价问题，就会有相关部门依靠行政强权调配物资、调控市场…… 　　政府对民生的恩赐，虽然能够取得一时一地的成效，但从长远和宏观视野来看，有些错误不仅不能改善民生，反而会有害民生。 　　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政府部门就会采取定向安排、因人设岗等方式，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但这样做却无法解决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在大学生和其他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再比如说房价问题。面对“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局面，政府下了大力气调控，北京等诸多城市更是将户籍作为购买当地房屋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也许能压制一时的需求，却无法解决长远的市场失衡问题，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严重侵犯了低收入者（无缴税记录）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更大的不公。 　　恩赐观下的民生政策，负面效应和危害表现于很多方面：首先，这样的政策缺乏综合权衡和历史前瞻，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是头痛医脚，这种应急性举措，甚至为将来民生的改善留下了更大隐患；其次，无法确立民生至上的为政观念，并因此无法促成官员的服务理念；再次，很多恩赐性民生政策，常常以侵犯一个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反民生”；第四，政府只能恩赐物质利益而无法满足精神权利，说白了，在恩赐观之下，民生状况再好，也注定只能是一条跛脚。而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恩赐性的民生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制度合理性，所以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饭，民众缺乏对民生秩序和政策的长期期待可能性。 　　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必须摒弃恩赐性的民生政策，改而实行目标性民生政策。所谓目标性民生政策，就是要把尊重和维护民生，作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制度的建设和稳定秩序的维护。 　　当前的中国，亟需通过大力完善立法工作和加强执法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的法律问题，一是立法不均衡，二是执法太乏力。其实，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劳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在宪法中有明文依据，可在实际执行中，宪法犹如聋子的耳朵，摆设性的宪法，不仅成了嘲讽的对象，也成了欺骗世界的工具。假如真正尊重和执行宪法，确立违宪审查机制，很多损害民生秩序的行为和现象，就会自动循迹。 　　在加强宪法可诉性和执法保障机制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完善其他法律秩序，以消除损害民生的机制。 　　首先是部门立法权的规制。中国很多法律，名义上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实都是有关部门甚至有关利益集团制定的。比如铁路法，就是铁道部这个超级企业的专利，在它的主导下，民众的安全、健康和其他经济利益都被践踏。只有消除了部门和利益集团对法律制定的主导权，还民众以制度参与权，才可能真正改善和保障民生。 　　其次是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健全。反垄断法颁布实施至今，依然是一个摆设，大型国企的垄断机制无法得到监督纠正，极大地损害了民生和社会公平，同时也给全社会一种反向诱导，鼓励更多企业加入到侵害民生的行列之中； 　　第三是要完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并加大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有关税收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村农业、环境资源、教育事业、物价监管、流通促进等方面的法律，全国人大需要从保障民生和公平的角度，重新审视梳理一遍，统一价值标准和规则体系，当立则立，该改则改，使其加强互相衔接，摒弃不合理规则。才会使稳定的制度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重要武器。 　　回到民生的本质来看，如果一国的管理者真正认同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宗旨的公共政策价值，那么，就会通过制度保障的方式，让广大民众在制定制度过程中主动积极参与，从而使民生的保障真正脱离政府恩赐轨道而进入全社会自觉维护之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独立时事观察员，曾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伦理、法治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 　　本文为转载稿，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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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渐进改革的五个误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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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8 Mar 2011 06:32:45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吴晓波]]></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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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计划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一。） 随着北京“两会”的时间将近，如何推进改革又成了朝野热议的话题。在当今中国，改革——这个我们熟读了三十余年的名词又到了需要重新认识的时刻，比如，什么是改革，什么是改革的对象，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改革途径，改革的代价如何评估，等等。在这篇文章中，我只想谈谈一个与迫切性有关的话题——改革会自动推进吗？ 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往往容易模糊人们对改革迫切性的正确认识，很多人常常会有这样的感叹——“在今天无法完成的事情，到明天就自然会改变了，过去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但在这样的观念背后，其实有五个认识误区存在。 第一个误区：随着产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经济会自动、自发地成熟。 这种乐观的“必然论”，在政界、学界和商业界非常流行。我们都应该还记得整整十年之前，当中国加入WTO组织的时候，举国上下都认定，从此往后，中国经济将与世界全面接轨，市场化改革如滔滔江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然而，近年以来，垄断产业的强化，“国进民退”的卷土重来，权贵资本的汹汹之势，宏观手段干预微观经济的现象，却愈演愈烈，自动、自发之憧憬，已然破产。 第二个误区：通过外部市场、资本的引进，可以推动内部的市场化改革。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实施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往往抱持着双重的目标，一是引进资本和技术，改进和提升产业结构，所谓“用市场换技术”、“用空间换时间”；二是在引进技术和资本的同时，引入先进的工商制度，所谓“用产权换体制”。现在看来，这样的幻想也可以破产了，三十年来的中国产业进步，很少是靠引进来解决核心问题的，而在制度层面，再合理、再先进的制度如果不进行国情消化，不在经济和社会制度上进行整体的配套实施，必然会落入变型的结局。 第三个误区：体制外的资本壮大，会自动、必然地推动体制内的改革。 中国本轮经济变革的前十五年，以体制外力量的崛起为最大特征。计划经济的城门之外，没有任何资源的乡镇企业依赖自由精神，从无到有，渐渐占据了“半壁江山”，用吴敬琏的话说，这是“增量改革”的胜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认为，这些“增量”出来的资本集团最终会对僵化、缺乏效率的体制内资本进行全面的整合，从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任务。其实，这一梦想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无法照进现实。进入本世纪之后，体制外资本更是被逐渐压缩在产业下游领域，“以外推内”的改革路径已经宣告堵塞。 第四个误区，技术创新会自动、必然地推动市场化运动。 在这一方面，人们曾经对“第三次浪潮”——信息革命寄予了无限的期望，特别是互联网产业的方兴未艾，曾经让很多人视之为变革的酵母。不过，以今视之，这种自动、必然也似乎并不存在。若从两千年的中国经济史来观察，我们非常悲观地看到，因为集权体制和地理、人口条件等因素，历史上的多次技术进步——比如宋代的“水稻革命”和明代的“棉花革命”，并没有减弱——反而是强化了——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第五个误区，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情，我们这代完不成，还有下一代。 其实，任何改革有一个“时间窗口”，在经济高速成长、社会共识达成的前提下，改革将得到突破，而如果错过了时机，变革竟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当今的中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特别是城市化运动行至半途，人口红利仍未吃尽，如果不抓住这一时机，坚决地推进改革，再拖延十余年，后果将不堪设想。今年正值辛亥革命胜利一百年，回望晚清末期，各项改革也不可谓不激进和坚决，然而最终仍不免社会的全面颠覆，其原因正是改革的“时间窗口”已然关闭。正如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这五个认识误区的产生，并非凭空生成，甚至可以说，它们竟都是“经验论”的结果。因为在过往的三十余年中，中国经济改革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自下而上”，由基层民间的进步推动上层制度的变革，二是“被动突围”，多次重大的体制性突破都是在绝境之中激发朝野能量，最终否极泰来，跃入全新阶段。也正因此，很多人形成了自动、必然的期望，以为下一轮变革一定还会“自下而上”，还会在绝境中柳暗花明，岂不知，现今的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每一次改革的失误或贻误，其代价将越来越重。未来的变革，必须是一次主动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一次更大范围的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绝不可能在经济的范畴内真正、彻底的实现，至少在迄今的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早在1979年，中国刚刚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之际，中央政府曾经邀请了两位东欧的经济改革专家前来交流，其中一位是已加入英国国籍的波兰经济学家弗·布鲁斯，他曾任波兰计划委员会研究部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了1956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是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来中国之前的1972年，布鲁斯因呼吁民主改革而被放逐，被迫逃亡英国，担任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中国期间，布鲁斯讲授了东欧改革的经验与教训，他在临别前再三告诫中国的同行们：“经济体制改革要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条件，必须从制度上采取措施，才能保证不再回到旧轨道上去。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 此言悠悠，到今日仍在生效。当改革进入到“深水区”、攻坚战阶段的时候，任何新的发生都再不可能是偶然的和自动的，它需要更大的决心、主动和智慧。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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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改革共识的七个误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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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8 Mar 2011 06:31:49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吴晓波]]></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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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二。） 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 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 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 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的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很显然，村长是一位能抓住老鼠的好猫，尽管他有点黑。 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 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 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 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 “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旧题已弃，新题待破，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自然焦虑和彷徨。 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优先，以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重点投资布局，而到了1978年，这一战略及布局出现决定性转变，南方四大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东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格局陡然大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近年，我在一些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授课，常常被学生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中找到上述的这句“共识”，它到底出现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出现在每一次的中央经济文件和“五年规划”之中。学生会接着问：它是一条不需要进行论证的“公理”，还是一个需要进行论证的宏观经济规律？当这些疑问越来越浓烈的时候，表明它的共识性便越来越淡薄。 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上述的七个共识，堂堂皇皇，国境之内，无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们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都应该被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纪念碑上。 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我们走过的历程，而是表明，我们正在进步，而且真的在进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连制度都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久远，何况共识乎。 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剑及履及，披荆前行。如今，改革行过半程，共识已然瓦解，全体国民宛若散沙，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稍有常识者都清晰地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扬弃哪些旧的共识，同时，应该创造和接受怎样的新共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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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企业家的改革使命</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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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8 Mar 2011 06:28:41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吴晓波]]></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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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按：这是作者撰写的“两会”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三。） 广东TCL集团的董事长李东生是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在赴京参会之前，他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公开征集议案，同时提交了有关税制改革的议案，主要内容是建议取消教育附加费、堤围费等行政性收费和城乡建设税，他的微博“粉丝”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从零增加到58万。 此刻在北京的“两会”上，企业家代表问政会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线。 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其中，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他看到的景象，他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应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而特权在谁之手？政府也。 费正清的这一发现在中外学界似乎是个公见。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在《世界史纲》中就很简捷地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而中国历史学者王亚南、傅衣凌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断定，“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前些年，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 如果是所谓的“根本性规定”，那么，对于当今数以百万计的工商业者其实就要直面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这种“根本性规定”。而这一命题，也正是本轮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 曾几何时，中国商人阶层有没有尝试着从官僚政治的托庇中摆脱出来？答案是肯定的。 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金融家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 进入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资本集团的崛起，而摆脱管制，争取更大的商业自由，一直是改革的主题。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发生在1984年的“松绑”新闻，这一年的3月24日，福建省的55位厂长向省委书记项南、省长胡平投书——《请给我们松绑》，文内呼吁，“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松绑新闻”是中国企业改革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3月24日一度被命名为“中国企业家活动日”，而1984年则被看成是“中国企业的元年”。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开始的十多年中，是一个经济权力不断下放和自由化的过程，因而也成就了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改革时光。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在那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很多工商业者认为，制度环境终于得到了根本性的变化，“捕鼠的特权”正在涣散，历史宿命宣告终结。迄今，很多人记得那时的兴奋与憧憬。 然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费正清的困惑”，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因为，“捕鼠的特权”仍然没有消失。近年以来，“国进民退”的浪潮席卷而至，产业垄断更为坚固，对于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来说，最大的赢利模式，仍然不是去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我们仍然要呼唤“松绑”。 让人欣喜的是，与1984年相比，当今的改革环境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民间资本的总量非昔日可比，有产者的人群之众成蔚然之势，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民间资本和智慧依赖度日渐提高，若以两千年而论，从来没有一个时期的工商阶层象今天这样的蓬勃、富有和拥有力量，可谓“千年之一大变”。 不过，从来没有一次特权的释放是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民间阶层的觉醒与争取，自是变革发生的根本动源。当今的工商阶层——无论是称之为“商人阶层”还是“企业家阶层”——都必须从理性和制度的层面上思考自己的命运，思考有所作为的策略。以我浅见，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或是可以采用的十二字策略。 有组织：中国工商阶层有悠久的组织化传统，从明清商帮的会馆到民国的商会都是自主、独立的商人组织模式，均可借鉴，而来自于西方的NGO模式更应被广泛推广，若无组织，再富有的人群仍是没有力量的，仍然如钱穆所谓，是一个“平铺的社会”。 不依附：这涉及到阶层自觉的命题，以追逐利润为职业目的的企业家阶层最容易受到利益的诱惑，在关键时刻被分解和利用，这一教训在1920年代末期和195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所以，作为当代的新兴企业家，与政治保持独立之距离，不依附，不阿谀，不试图从行政垄断中分一杯羹，却是艰难而必须的决定。 结同盟：商人阶层与平民阶层、知识阶层——特别是与后一阶层的——对立与撕裂，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在今天，我们仍然担忧地看到重演的可能，“富二代”这一名词的出现便足以证明这种对立思维的潜在——其责任不在公众，而在商人阶层自身。企业家们必须清晰地知道，他们不可能单独地成为一股力量，而必须与工人、农民、学生以及知识分子达成良性的合作，才可能共同推进改革的进步。 求独立：这里的“独立”当然是指产业经营的独立，所有企业家都应该抓住任何一次周期性的机遇，努力推动垄断行业 —— 特别是能源产业和金融产业的市场化改造。 有组织、不依附、结同盟，求独立——以此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中国。只有工商业者可以自由地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捕抓老鼠，才有可能制造出最精致而高效的捕鼠机。费正清已经没有机会看到这一景象了，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幸运。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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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中国国企的去留问题（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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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8 Mar 2011 06:25:07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吴晓波]]></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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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还有没有代表提案谈企业改革，而如果谈，又从何谈起。 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际，它却“失踪”了。 先让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路径。 本轮经济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的，而经济改革的主要命题就是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当时中国并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外资企业，所以惟一的目标当然只能是国企。国有企业的现状则是惨不忍睹，用一句讽刺性的话说，“国家假装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则假装工作”。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写道：“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 也是从这时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机制创新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成为经济改革的一大主线，其被尝试的办法包括：放权让利试点、试行企业经营承包制、企业自主权落实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而这些办法最终证明的是，在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谓“放小”，其本质就是改变所有制性质，让中小型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 这一战略真正得到大面积的实施则是在1998年之后，朱镕基在这一年三月的北京“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提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这一战略引发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则视之为一场产权革命。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政府最终放弃了之前二十年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改革路径，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2002年，一份题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 到2003年的北京“两会”，朱镕基卸任，随后中央政府成立国资委，它标志着“国退民进”时代的终结。从此之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楚河汉界”之势，前者控制了资源、能源等上游产业，而后者则在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中心的中下游产业盘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企业改革失去了对象和方向。 通过对改革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三个结论： ——国有企业从来是企业改革的对象，而且是惟一之对象； ——国有企业的脱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产业垄断来实现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要任务，舍此，无他途。 而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变革目标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现有的、形成了强大营利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课题。 就在上周，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这份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在天则的这份报告中，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权重最大的两块。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根据测算，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如果天则报告的数据是真实的，结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国资委研究机构对天则报告的反对意见。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秦晓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他不是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天则报告和秦晓观点已经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的反响，而它们会在“两会”上遭到怎样的呼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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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猫城的故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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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7 Feb 2011 21:47:30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其他作者]]></category>
		<category><![CDATA[读书笔记]]></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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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这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作者是一位没有听过的德国作家。导读中介绍说，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那位青年背着一只包，独自游历山水。他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坐上火车出游，有哪个地方引起他的兴趣，便在那里下车。投宿旅馆，游览街市，爱待多久就待多久。待到尽兴，再继续坐火车旅行。这是他一贯的度假方式。 车窗外出现了一条美丽的河。沿着蜿蜒的河流，平缓的绿色山岗连绵一线，山麓有座玲珑的小镇，给人静谧的感觉。一架古旧的石桥横跨河面。这幅景致诱惑着他的心。在这儿说不定能吃上美味的鳟鱼。列车刚在车站停下，青年便背着包跳下车。没有别的旅客在此下车。他刚下车，火车便扬长而去。 车站里没有站员。这里也许是个很清闲的车站。青年踱过石桥，走到镇里。小镇一片静寂，看不见一个人影。所有的店铺都紧闭着卷帘门，镇公所里也空无一人。唯一的宾馆里，服务台也没有人。他按响电铃，却没有一个人出来。看来完全是个无人小镇。要不然就是大家都躲起来睡午觉了。然而才上午十点半，睡午觉似乎太早了点。或许是出于某种理由，人们舍弃了这座小镇，远走他乡了。总之，在明天早晨之前，不会再有火车，他只能在这里过夜。他漫无目的地四下散步，消磨时光。 然而，这里其实是一座猫儿的小城。黄昏降临时，许多猫儿便走过石桥，来到镇子里。 各色花纹、各个品种的猫儿。它们要比普通猫儿大得多，可终究还是猫儿。青年看见这光景，心中一惊，慌忙爬到小镇中央的钟楼上躲起来。猫儿们轻车熟路，或是打开卷帘门，或是坐在镇公所的办公桌前，开始了各自的工作。没过多久，更多的猫儿同样越过石桥，来到镇里。猫儿们走进商店购物，去镇公所办理手续，在宾馆的餐厅用餐。它们在小酒馆里喝啤酒，唱着快活的猫歌。有的拉手风琴，有的和着琴声翩翩起舞。猫儿们夜间眼睛更好用，几乎不用照明。不过这天夜里，满月的银光笼罩小镇，青年在钟楼上将这些光景尽收眼底。将近天亮时，猫儿们关上店门，结束了各自的工作和事情，成群结队地走过石桥，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了。 天亮了，猫儿们都走了，小镇又回到了无人状态，青年爬下钟楼，走进宾馆，自顾自地上床睡了一觉。肚子饿了，就吃宾馆厨房里剩下的面包和鱼。等到天开始暗下来，他再次爬上钟楼躲起来，彻夜观察猫儿们的行动，直到天亮。火车在上午和傍晚之前开来，停在站台上。乘坐上午的火车，可以向前旅行；而乘坐下午的火车，便能返回原来的地方。没有乘客在这个车站下车，也没有人从这个车站上车。但火车还是规规矩矩地在这儿停车，一分钟后再发车。只要愿意，他完全可以坐上火车，离开这座令人战栗的猫城。然而他没有这么做。他年轻，好奇心旺盛，又富于野心和冒险精神。他还想多看一看这座猫城奇异的景象。从何时起，又是为何，这里变成了猫城？这座猫城的结构又是怎么回事？猫儿们到底在这里做什么？如果可能，他希望弄清这些。亲眼目睹过这番奇景的，恐怕除了他再没有别人了。 第三天夜里，钟楼下的广场上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骚动。 “你不觉得好像有人的气味吗？”一只猫儿说。 “这么一说，我真觉得这几天有一股怪味。”有猫儿抽动着鼻头赞同。“其实俺也感觉到啦。”又有谁附和着。 “可是奇怪呀，人是不可能到这儿来的。”有猫儿说。 “对，那是当然。人来不了这座猫城。” “不过，的确有那帮家伙的气味呀。” 猫儿们分成几队，像自卫队一般，开始搜索小镇的每个角落。认真起来，猫儿们的鼻子灵敏极了。没用多少时间，它们便发现钟楼就是那股气味的来源。青年也听见了它们那柔软的爪子爬上台阶、步步逼近的声音。完蛋了，他想。猫儿们似乎因为人的气味极度兴奋，怒火中烧。它们个头很大，拥有锋锐的大爪子和尖利的白牙。而且这座小镇是人类不可涉足的场所。如果被抓住，不知会受到怎样的对待，不过，很难认为知道了它们的秘密，它们还会让他安然无恙地离开。 三只猫儿爬上了钟楼，使劲闻着气味。 “好怪啊。”其中一只微微抖动着长胡须，说，“明明有气味，却没人。” “的确奇怪。”另一只说，“总之，这儿一个人也没有。再去别的地方找找。” “可是，这太奇怪啦。” 于是，它们百思不解地离去了。猫儿们的脚步声顺着台阶向下，消失在夜晚的黑暗中。 青年松了一口气，也莫名其妙。要知道，猫儿们和他是在极其狭窄的地方遇见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差不多鼻尖碰着鼻尖。不可能看漏。但不知为何，猫儿们似乎看不见他的身影。他把自己的手竖在眼前。看得清清楚楚，并没有变成透明的。不可思议。不管怎样，明早就去车站，得坐上午那趟火车离开小镇。留在这里太危险了。不可能一直有这样的好运气。 然而第二天，上午那趟列车没在小站停留。甚至没有减速，就那样从他的眼前呼啸而过。下午那趟火车也一样。他看见司机座上坐着司机，车窗里还有乘客们的脸，但火车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停车的意思。正等车的青年的身影，甚至连同火车站，似乎根本没有映入人们的眼帘。下午那趟车的踪影消失后，周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静寂。黄昏开始降临。很快就要到猫儿们来临的时刻了。他明白他丧失了自己。他终于醒悟了：这里根本不是什么猫城。这里是他注定该消失的地方，是为他准备的、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地方。并且，火车永远不会再这个小站停车，把他带回原来的世界了。]]></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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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1Q84》读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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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22 Jan 2011 13:30:21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category><![CDATA[读书笔记]]></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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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本来想写写书评，后来发现，我几乎没有资格写。于是就把豆瓣的书评列出来吧。 你羡慕你鄙夷我卷起短裙去该去的地方 我想说的其实是，今天这个世界，一堵下临深渊上抵高山的巨大的墙，无处不在，太多太多的人把墙视作朋友，紧紧地贴到它身上，把它当作靠山，求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墙却一直是我们的仇敌，一直是。村上选择，像《1Q84》第一幕里的青豆那样，在午后的阳光下、死一般停滞不动的高速公路上，跳下车，在看客们交织着羡慕与微鄙的目光中穿行，她要赶路，她忍住羞耻，捋起短裙，跳过铁栅栏，去她想去的地方。我钟意这样的村上，远胜过身上贴满了爵士乐、鸡尾酒标签的所谓“小资教父”的那个。 生活在一个谎言之上 在我看来，村上春树一直试图打破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在尝试着这种努力。即便是写完全现实的题材，他的作品也流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漂浮感，比如《挪威的森林》，同时，又不可思议的真实。有时，他走得过远，完全深入了那个虚幻的国度，比如《寻羊冒险记》。有时，又写得太实了，比如《国境以南，太阳以西》。在短篇中，他驾驭得更好，比如《东京奇谭录》。他寻找一个巧妙的切口，一个非凡的入径。他不愿意赤裸裸的描写真实。而这正是《V字仇杀队》说的，我以为真理： “故事讲述谎言，但呈现真实。” 所有的故事都是谎言。故事的魅力正在于是一个谎言。真相只有一个，但是谎言变化万千。纪录的力量在于真实，在于直见性命。故事的力量在于浓缩，在于包容，在于不可解。不可解释的部分，是最迷人的部分。正因此，故事才会成为寓言。 很久以前，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写字修行人，对我说过一句话： “剧情片，可以比纪录片更真实。纪录片，可以比剧情片更精彩。” 我们编织的故事，比生活更真实。 我们身处的生活，比故事更荒诞。 伪史是民众的鸦片 “错误的世界”是说近如9•11之后的世界，说远点是冷战终结后的世界。就是说共产主义溃败的同时，世界丢掉了现实。正因此，作家用千页编织的“谎言”，要指出的正是那“真实”。 就像轨道已经并到别的方向，我们已经拐到了“错误的世界”里。像要作此说明，小说里写到，天上有两个月亮，但几乎没人觉得不对劲。因此我们就必须回到改变世界的1984年，把那时世界的“真实”广而告之。但因为我们已经在“错误的世界”里了，语言不能自如的讲述真实，这时，谎言，也就是小说的语言就成了必要。新手小说家“深绘里”（ふかえり/Fukaeri, 深田绘里子/Fukada Eriko的简称）跟“天吾”就作了主人公（另一个叙述主体“青豆”只存在于“天吾讲的故事”里）。改变了的世界，就称为“1Q84”。 但为什么要是1984年呢。奥威尔的《1984》把斯大林主义写成寓言，说“老大哥”（big brother）一样的独裁者将要登场。而五三年斯大林死后，经过五六年的倒斯大林运动，到八四年时再看，那“真实”早就不在了。“已经没有老大哥那出戏了。” 取而代之上得台来的叫做“小人们”（little people），戏也就成了《1Q84》。“小人们” 住在森林里，在其之前都没有做过历史的主体，但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倒掉，“历史唯物论/正史”成为过去，他们就陆续越过边境（森林）出来，拿出自己的主张，这不妨看作是“弱势群体”（minority）的隐喻。那之后，“小人们”就像病毒一样侵入正史，将伪史运动扩散到全世界。这样1984年就被改成了“1Q84年”。 然而，“小人们要大干一把的时候，反对小人们的力量也自动出现了”，这就是深绘里跟天吾的出场。 深绘里写了小说《空气蛹》，把“小人们”的存在昭于天下，而天吾为了让小说脍炙人口，给小说加以润色。他这个人物，把“夺走正确的历史”看成是犯罪（天吾=天皇制？或者是指主张维持天皇制的三岛由纪夫写的《天人五衰》？因此本作才要写成三岛《丰饶之海》一样的四卷本么）。但为时已晚，正史显然已经无法复原了，对天吾来说，能做的只有“以毒攻毒”——成为病毒的“抗体”来维持世界的“均衡”，为此就必须让《空气蛹》广为人知。 “空气蛹”是“小人们”传播伪史时必用的工具，它生产“认知者”（perceiver）和“受信者”（receiver）的搭档。他们生于“蛹”，他们把“小人们”的历史传的越广，“小人们”的统治也就越牢固。 所谓“空气”，既是这种伪史运动的现实写照，也暗示着，这一运动很接近于倡导与自然共生存的生态主义，以及原始共产制的有机农业合作社（“青豆”在小说里也给人这种“空气/自然/有机农业”的感觉。青豆的名字就带着“绿色”，她是从汽车尾气弥漫的首都高速上走下来的。“小人们”第一次出现的地方，也是一个山梨县山区里的“先驱合作社”）。 这样就可以肯定，这部作品参考的是1968年革命转变成生态主义，精神追求，超自然等等的这一“真实”历史。“深绘里”的父亲“深田保”本来是毛泽东主义者，领导一个有机农业合作社，但不久当了邪教领袖。与此相似的是津村乔（曾与奥姆真理教头目麻原有密切往来）从毛泽东主义活动家转向了气功，生态主义，还有太田龙从托洛茨基转向边缘群体的研究，生态的原始共产制，以及法西斯式的犹太阴谋史观。然后，深绘里从“先驱合作社”跑出来投奔的那个文化人类学家“戎野”，就应该是指网野善彦，他对此史观有过很大影响；还有一位谷川健一，他把60年安保斗争牺牲者桦美智子说成是替罪羊（“小人们”是从死掉的山羊的嘴里出来的）。 两个月亮的1Q84年 看完此书，我总结出所谓1Q84年，这个有疑问的年代出现的原因应该是这样的：二十年前，青豆与天吾都是十岁的时候，在放学后的教室里，当青豆用力握住天吾的手，如果天吾能够明白，并且能同样紧紧握住青豆的手。之后青豆不会变为杀手，而天吾也不会在数学里寻找唯一确定的东西。当他们两人的手分开时，彼此已经爱上了对方，却也永远失去了现实中的交集，并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两人都没有再爱上过任何人。他们的心中都在想念对方，却都以为对方已经把自己遗忘了。这也就预示着1Q84年将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到来。如果他们从放手的那刻之后有了交集，那么那个与1984年平行，有两个月亮，如影子般存在的1Q84年就不会出现。这只是一个假设，毕竟这样美好的事情只会在梦中出现，而他们却生活在现实里。 在这两本《1Q84》里，我觉得弄明白村上所说的Little People，空气蛹，和浮着两个月亮的世界到底预示着什么很重要。但依据书里对这些东西的描述，实在很抽象。关于Little People制作空气蛹有这样的描述：“从空气中抽取丝，一旦习惯以后并不太困难。因为少女的手很巧，所以立刻就上手了。仔细看时，空气中浮着各种丝。只要想看，就看得见。”在《空气蛹》这本小说里深绘里看到从空气蛹里面出生的是一个被称为Daughter的另一个自己。书最后天吾在父亲病床上看到从空气蛹里出生的是青豆。在Little People制造的空气蛹出现另一个深绘里时，Little People说：“在那里的是你的Daughter，然后你被称为Mother。Daughter将担任Mother的代理。Daughter终究只是Mother内心的影子而已。身为内心影子的Daughter将要扮演Perceiver=知觉者的角色。把知觉的事情传达给Receiver=接受者。Daughter醒来的时候，天空的月亮会变成两个。两个月亮映照内心的影子。” 从村上早期的作品开始，村上就已经开始探讨人的内心世界与身体所在的那个外在世界的关系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村上在《1Q84》里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空气蛹中所生成的东西，应该是指当我们的内心成为了外面那个真实世界所发生一切事情的接受者，并且经过一定量的累积后，内心所生成的对抗外界的某种意识。而内心生成的这种意识又有反作用于外面那个真实世界的力量。 《1Q84》：从”Big Brother”到”Little People” “在这个现实世界已经没有Big Brother出场的一幕了”——《1Q84》 《1Q84》，村上春树的这部新作，甫一上市，即在日本本岛创造了“发售12天破百万销量”的奇迹。而11月13日，该书的繁体中文版在台、港、澳三地正式上市，其首印也达20万册的“天量”。而据台湾时报出版介绍，自9月底小说开始预购，该书的预购量甚至超越了日本。 作为这场“群众运动”的“盲从者”之一，我也加入到村上春树这部新作的“抢鲜阅读”队伍中。在收到书后的一个礼拜，我读完了《1Q84》此次发布的前两卷，故事并没有想象当中的厚重（两卷本的厚度和重量也同样未如此前想象的那般“厚重”）。但魔幻般的故事背后所隐喻的那个超现实世界，令我读后内心不由直作“杯弓蛇影”状。 一、邪教组织：从“奥姆真理教”到“先驱” 总体来看，《1Q84》的创作源头，现实中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发生在日本的“奥姆真理教事件”，而作品借助的思想源头，则应该是源于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注1：巧合的是，“奥姆真理教”的前身“奥姆神仙会”的创立时间正巧也是在1984年）。 村上春树在当年“东京沙林毒气案”发生后，曾对“奥姆真理教案件”进行过深入地探访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于1997年、1998年分别出版了《地下铁事件》和《约束的场所——地下铁事件II》两部系列纪实作品。而当年对奥姆真理教进行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思考，我想应当是村上春树创作《1Q84》最初的灵感源泉和基础。 当然，《1Q84》中的邪教组织“先驱”，并不是简单的就以“奥姆真理教”为原型。在书中，“先驱”的头领“深田保”曾是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教师，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学生运动的领袖。而相比之下，“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注2：本名松本智津夫）在其创办教团之前，其个人的人生经历无疑可以用“落魄”一词来形容。 麻原彰晃，1955年生于熊本县八代市。其父亲为榻榻米制造商，但因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完全失明，而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很差。麻原在学生时代过的是寄宿式的求学生活，这种经历一直伴随其至20岁。1976年，他曾被控伤害罪而遭罚款。麻原早年也曾报考过东京大学，但最终落榜未能入学。1980年，麻原加入新兴宗教阿含宗（注3：此宗也被部分宗教界人士认为是邪教），这应该是其接触宗教团体的源头。 作品内外的这两个邪教教主，从身份背景到人生经历，可谓是“天壤之别”。“奥姆真理教”对《1Q84》的影响，显然是一种间接的方式。 而作为上个世纪60年学生运动经历者的村上春树，在采访和考察“奥姆真理教案”时，当然有可能回忆起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如果说，学生运动的失败，带给学生时代的村上春树，是一种理想破灭后的失落感和幻灭感的话，那么在体验和研究过“奥姆真理教”以后，村上春树对日本当年的那场社会运动，应该产生了更深刻的思考和审视。 革命和运动的幻灭，表面上看可能是社会矛盾暂时得到了遏制，但因为根本问题未得到恰当解决，在平静下面着必然潜伏着暗流。那些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总有一天会通过其他的途径爆发出来，并对社会产生更大的伤害，而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将是这种“伤害”带来的受害者。 这种无可逃逸的悲剧结果，在《1Q84》当中无可置疑地流露了出来。在故事中，无论是被动地遭受“先驱”案件影响的男女主人公青豆和天吾，还是身处教团中心的深田父女，甚至是处于事件影响力周边的小松、女妇人等各色人等，无论各自所持的立场如何，均不可避免的承受到了“事件”带来的伤害。所以，在叙述过程中，村上春树对于故事中的每个人物始终都带着暧昧的评价。 上个世纪80年代，村上春树就曾对日本社会的问题进行过探讨。这种创作意图从其旧作《失败的Q氏》（注4：作品标题中同样含有“Q”这个字母。对于当年的那部小说，东京大学教授藤井省三曾经解读为，是在向鲁迅及其名作《阿Q正传》致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Q84》不仅仅是作者本人表面上在书中所做的“Question”的解读，也是在向《阿Q正传》致敬，也因此使用这个名字不仅是在向乔治·奥威尔致敬，可能也是在向鲁迅致敬。）中或可窥见一二，而这部小说中所表现的正是，随着学生运动销声匿迹，在理想主义带来的激情荡然无存后，惟物质论下消沉而又无趣的日本社会现实。 因此，导致60年代学生运动的社会矛盾，及其此后对日本社会持续产生的影响（甚至是当前的日本社会），或者才是《1Q84》真正的现实指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姆真理教”毋宁说是这部作品最终“瓜熟蒂落”的催熟剂。 二、《1984》和《1Q84》：从”Big Brother”到”Little People”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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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正面和反面一样完美</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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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28 Dec 2009 02:03:23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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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表里如一]]></category>
		<category><![CDATA[慎独]]></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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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在雅典，伟大的雕塑大师的新作直冲云霄，让所有市民赞叹。 执政官发怒了，说，雕塑的背面，看不到，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做的跟正面一样完美呢？给谁看呢？ 大师说：给上帝看。 这个小故事是在 Daily Drucker的序言中看到的，作者想说Drucker的几百部作品是那雕塑的反面，但没有那几百部作品，那每日一句的语录就不能成为经典。 赞美那些所有不投机取巧的人。 我相信那些所有伟大的人，都有一个金光闪闪的反面，给上帝看的。]]></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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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湖湘的传承：从曾国藩到马英九</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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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27 Nov 2009 05:51:45 +0000</pubDate>
		<dc:creator>主人</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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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曾国藩]]></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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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马英九算湖南人吗？他生于香港，长于台湾，从未到过湖南，如此看来，他同这一方土地没什么关系。但是，按以父亲的出生地定籍贯的惯例，说他是个湖南人也可以。即使他是湖南人又怎样？不怎么样。马英九这类层级的官员，湖南产得多了，多一个不算多，少一个不算少。即使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古谣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讲上面这一通废话呢？马英九是一个例证，从马英九的身上，可以看到曾国藩的影子，要研究湖湘的传承，马英九是一个样本。马英九个人有几大特点，其一，长相出众，以至于台湾一些女艺人大庭广众之中有如此这般的举动，令马英九好不尴尬。其二，如果是花花太少，不知要弄出多少花边新闻，偏偏马却有点坐怀不乱的味道。不仅如此，马还以洁癖闻名，不贪钱，不近色。按严格的道德规范，马也算个正人君子，修齐治平那一套，马称得上是模范。其三，不谙人情世故，讨厌拉拉扯址，因此又得一绰号，用台湾的俚语讲，叫不沾锅。其四，不用诈术，在因选举而作秀用诈泛滥成灾的这个小岛，马很另类，不用诈术用拙术。因此之故，马又得一封号，蠢人。对别人批评他无能，竟然耿耿于怀，有一次依据反驳这种批评。这就真是有点蠢了。殊不知事实可以纠正偏见和短视。不过，要指出一种现象，选举这玩意可以使一个质朴的人变得满身俗气。看到马拉起他同党人的手，用闽南语高喊冻蒜，就不禁要感慨，在这种局势中，不可能不媚俗。马能做到不贪钱，不近色，不沾锅，不用诈；但无法做到，不媚俗。去选那个东西做什么，不如我老夫码字作文，百无禁忌，悠然自在。当官这回事，要么落得万世恶名，如果在意历史怎么写你，一生活得好累，顾忌太多了呀。这还是大官的下场，小吏就更惨，还要看上司的脸色行事，察颜观色，吹牛拍马，尊严安在哉？ 马英九个人的这几个特点，其中好几处与曾国藩相似。曾国藩没有马英九那种帅气的长相，三角眼，隐隐有煞气。在那个年代，那个层级的官员，三妻四妾被视为当然。曾国藩也纳过妾，说来有趣，纳妾的本意是为抓痒。曾国藩有癣疾，一身鱼鳞癣，奇痒难耐，以至于彻夜难眠。曾夫人就替他找了个妾来抓痒。除此之外，曾国藩没有寻花问柳的轶闻趣事。曾国藩经手的粮饷无数，贪几个钱是太容易了，但是到死的时候，属于他个人的财产，只有两只木箱，那是出门在外的游子存放行李之物。不贪钱，不近色，洁身自好，古仁人之心也好，正人君子也罢，曾国藩算一个。曾氏自己有一个戒律，就是慎独。什么意思呢？目下四顾无人，不要认为就可胡作非为，这个时候要自律。如此，一生就不可能做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所谓君子坦荡荡就是这个意思，否则就是妄语。修养到这个份上，不成仁都难，只是少了小人的好多乐趣。王朔说做个小人好快活，是至理明言。如果测所谓情商，不知曾国藩得多少分，反正他不是乖巧之人，不是不懂，而是不屑。他刚出道在长沙办团练，因为行事作风与长沙官场格格不入，无形中就得罪了不少人，只好移师衡阳。后来，打到江西的时候，遭遇同在长沙差不多。用台湾形容马英九的话来讲就是不沾锅，用大陆当下的流行术语，就是不懂潜规则，方方面面摆不平。最近十几年，有关曾国藩的书出版了不少，曾粉越来越多，但是却把曾国藩扭曲得很厉害。最大的扭曲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曾氏说成一个诈术的集大成者。其实恰好相反，曾国藩一生不用诈术，他是拙术的祖师爷。从方法上讲，曾国藩反对用巧，用诈，用智，他的方法是用拙。对此他有一个比喻，鸭子知道如何上岸才敢下水。曾国藩的成名之作是攻下太平天国，这一过程中他自己发明并使用的一种兵法是，结硬寨，打呆战。以攻克南京城为例，先挖一道壕沟把南京城团团围起来，在外面再挖一道壕沟防止援敌来袭，再挖攻城地道以攻城。这就叫做呆战，从头至尾，没有侥幸之心，没有投机取巧，没有兵不厌诈。 除了马英九比曾国藩帅气，以及因大环境使然，他比曾国藩多了一样俗气，即媚俗，其他方面的特性是相似的，洁身自好，不沾锅，用拙术。曾国藩的个人修养和行事方法在他之后潜移默化影响了几代人。有意思的是，有人自己做不到或不能全部做到，却严格要求子女那样去做。马英九生活的家庭，以及他工作的官场，作为曾国藩那一套的教父和实践者不乏其人，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从曾国藩到马英九的传承。从这一点来讲，马英九是一个风格鲜明的湖湘传人，尽管李登辉早已拉起他的手向台湾民众宣称，他是新台湾人。 曾国藩和马英九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不是那种天分很高的天才人物，资质平平，但却是修养到家的人，很少有人能做到那个样子。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固然资质平平，但靠一种深厚的修养，以及笨笨的方法（拙术），曾国藩达到了那样一个高度，这是一个特例，还是有普遍性呢？换言之，对马英九可以寄予同样的希望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扯远一点，不能不谈拙术的渊源。因为不明白拙术的渊源，就不了解它的性质和功用。 南宋绍兴年间，胡安国父子在紫云峰下买地结庐，创建文定书堂，十五年不出，而著《春秋传》，这是湖湘学派的奠基之作。传张南轩，经王船山，到曾国藩，这是湖湘学派传承的大致脉络。《春秋传》从史实中寻找道理，所谓微言大义，这一点后来成为湖湘学派历代掌门人和传人继承的传统，因而使湖湘学派有一个区别于当时其他学派的特质，实学。那所谓道理不是凭空臆想，而是以史实为理据；又不是就事论事，而是要从史实中发现隐藏的道理。对于这种认识论，岳麓书院有一块牌匾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实事求是。因为此故，有人发现湖湘传人有一种千年不变的春秋情结，以及对史实的嗜好。从时间大跨度的史实中发现的是起支配作用的慢变量，用通俗的话来讲是相对隐蔽而深刻的东西，快变的东西反而被忽略了。长期受这种认识论熏陶的人，因为这个特殊的视角，往往能看清一件事情比较长久而隐性的损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行事风格或价值观，不存侥幸之心，反对一切出奇制胜的投机取巧，因为在时间大跨度的史实中没有这种成功的先例，所有这些伎俩只能得逞于一时。这就是拙术，经曾国藩的实践和总结，成为一种行为模式。也因为曾国藩的成功，这种行为模式开始流行和传承。 据观察，马英九这个人对一些瞬时变量不敏感，甚至反应迟钝，因此背上无能的骂名，民望大起大落。但是这个人有坚守，不管谤誉，有些东西不放弃，由此观之，他是拙术的衣钵传人。凡古今成大事者，不必是天才，有拙术足矣。只是这种活法的人，自己不是那么过瘾。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664bc50100g0ka.html]]></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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