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扇窗

从3月3日开始，中国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全体会议将在北京热热闹闹地展开10多天。对于这场被简称为全国“两会”的重大国事活动，各界人士心态迥异。普通民众希望它成为反映呼声、争取利益的机会，官员期待在这里展现个人能力并得到更高领导的赏识，既得利益者则借助这个机会加紧博弈以期获得更多利益。 　　对于今年的“两会”，尽管民众有了更多批评和不信任，但根据中国的公共政策安排进程，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有关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毕竟要在这次会上得到体现。一个让人略感欣慰的动态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稳定、民众期待利益分享、利益集团试图平衡利益分配机制等多方利益诉求，形成了一个“公约数”——民生。而从表面上看，“民生”也的确成了本次“两会”的热点话题，我们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即可看出端倪。 　　什么是“民生”？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民生就是民众的生计，它既包括人的基本生存需要，如生存、健康以及温饱问题，也包括物质层面符合社会发展水平的幸福需求，如幸福生活的需要，还包括精神层面的尊严问题，如免受侵犯自由的权利、公平生存与生活的权力、自我决定命运与秩序的权利，等等。 　　在中国，对民生的不同理解，可以派生出各种不同的民生观，如温饱民生观、享乐民生观、尊严民生观，等等。 　　长期以来，就一直有人说，中国人的最大问题就是生存问题和温饱问题，其潜台词和隐藏逻辑就是：只要解决了基本生存和温饱，中国人的人权就有了保障，中国的民生就很好了。 　　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貌似有理并欺骗了很多善良百姓的论调。有言道：“不自由毋宁死。”这句话道出了人的价值，也应该成为民生的基本教义。 　　不同的民生观，也引出了不同的民生保障机制。从中国目前的官方主流论调来看，重物质、轻精神；重温饱、轻幸福；重城市、轻农村；重体制内、轻体制外等差别性政策，导致了各级政府在制定民生政策时取舍明显，甚至缺乏基本的公平。 　　而更大的问题是，在中国，历来流行一种论调，那就是政府施舍论。我们去看中国很多媒体，一谈到民生问题，就总是离不开感谢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说辞，言下之意，似乎这民生本不是百姓能够享受的，而是由于某某组织某某官员的开恩，才有了百姓的生计。那种封建社会皇恩浩荡的腔调，不绝于耳。也正因为这种恩赐观，中国的民生问题，历来总是处于被支配的地位而不是被真正尊崇的地位。 　　而实际上，民生本是一个民主社会的根本目的。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演讲时说：“什么叫做民生主义呢……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他还说，“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 　　可现实中，民生不仅不是政治的中心，反而成了政治的衬托。在民生恩赐观的影响下，中国的各类民生问题，总是容易被行政化。比如，一谈就业问题，就有地方政府通过权力配置资源，进行政策性临时调控；一谈社会保障问题，就会有各级政府进行各层级的统筹；一谈物价问题，就会有相关部门依靠行政强权调配物资、调控市场…… 　　政府对民生的恩赐，虽然能够取得一时一地的成效，但从长远和宏观视野来看，有些错误不仅不能改善民生，反而会有害民生。 　　比如说，大学生就业难，政府部门就会采取定向安排、因人设岗等方式，以提高大学生的就业率，但这样做却无法解决教育结构失衡、教育质量下降等问题，同时也会导致在大学生和其他就业群体之间的不公平竞争问题。 　　再比如说房价问题。面对“总理说了不算，总经理说了算”的局面，政府下了大力气调控，北京等诸多城市更是将户籍作为购买当地房屋的先决条件，这样做也许能压制一时的需求，却无法解决长远的市场失衡问题，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严重侵犯了低收入者（无缴税记录）的基本权利，造成了更大的不公。 　　恩赐观下的民生政策，负面效应和危害表现于很多方面：首先，这样的政策缺乏综合权衡和历史前瞻，通常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时甚至是头痛医脚，这种应急性举措，甚至为将来民生的改善留下了更大隐患；其次，无法确立民生至上的为政观念，并因此无法促成官员的服务理念；再次，很多恩赐性民生政策，常常以侵犯一个群体的利益去满足另一个群体的利益，就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反民生”；第四，政府只能恩赐物质利益而无法满足精神权利，说白了，在恩赐观之下，民生状况再好，也注定只能是一条跛脚。而最为根本的一条是，恩赐性的民生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制度合理性，所以朝令夕改成了家常便饭，民众缺乏对民生秩序和政策的长期期待可能性。 　　要真正解决民生问题，中国必须摒弃恩赐性的民生政策，改而实行目标性民生政策。所谓目标性民生政策，就是要把尊重和维护民生，作为政府行为的最高准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制度的建设和稳定秩序的维护。 　　当前的中国，亟需通过大力完善立法工作和加强执法工作，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的法律问题，一是立法不均衡，二是执法太乏力。其实，民生的很多问题，比如劳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在宪法中有明文依据，可在实际执行中，宪法犹如聋子的耳朵，摆设性的宪法，不仅成了嘲讽的对象，也成了欺骗世界的工具。假如真正尊重和执行宪法，确立违宪审查机制，很多损害民生秩序的行为和现象，就会自动循迹。 　　在加强宪法可诉性和执法保障机制的同时，中国还需要完善其他法律秩序，以消除损害民生的机制。 　　首先是部门立法权的规制。中国很多法律，名义上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其实都是有关部门甚至有关利益集团制定的。比如铁路法，就是铁道部这个超级企业的专利，在它的主导下，民众的安全、健康和其他经济利益都被践踏。只有消除了部门和利益集团对法律制定的主导权，还民众以制度参与权，才可能真正改善和保障民生。 　　其次是反垄断法律制度的健全。反垄断法颁布实施至今，依然是一个摆设，大型国企的垄断机制无法得到监督纠正，极大地损害了民生和社会公平，同时也给全社会一种反向诱导，鼓励更多企业加入到侵害民生的行列之中； 　　第三是要完善基本经济法律制度，并加大执法的监督检查力度。有关税收分配、劳动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农村农业、环境资源、教育事业、物价监管、流通促进等方面的法律，全国人大需要从保障民生和公平的角度，重新审视梳理一遍，统一价值标准和规则体系，当立则立，该改则改，使其加强互相衔接，摒弃不合理规则。才会使稳定的制度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最重要武器。 　　回到民生的本质来看，如果一国的管理者真正认同民生作为社会管理宗旨的公共政策价值，那么，就会通过制度保障的方式，让广大民众在制定制度过程中主动积极参与，从而使民生的保障真正脱离政府恩赐轨道而进入全社会自觉维护之路。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为独立时事观察员，曾在《中国青年报》等多家报刊担任记者和编辑，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现为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政治伦理、法治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 　　本文为转载稿，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编者注：这是作者撰写的“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文章之二。） 一个国家的改革成功，务必有全民共识作为前提，共识越强烈，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过往几十多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正得益于此，用很有意识形态的话说，就是“全国人民都拧成了一股绳”。 今天，当我们重新来讨论改革的时候，却会很无奈地发现，这股绳有松散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共识似乎正在瓦解。 我试着排列了一下，至少下列七个“改革共识”需要重新修正。 共识之一：强国共识。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一个巨大的历史悲情，列强入侵，帝国羸弱，如李鸿章所疾呼——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所以国家强大成最强烈乃至惟一之全民共识。国家强盛，无非二途，一是兵战，二是商战，早在1870年代，郑观应就已提出“非富无以保邦，非强无以保富”，这里的富、强，都是就国家而言。百年以降，强国共识一直明亮高悬，激励万众。 1950年代末，以“赶英超美”为号召的、疯狂的“大跃进运动”，是这一共识的极端表现。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是这一共识的新起点，而其主要标志正是经济总量。 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然超越日本——在改革之初，仅为其三分之一，不可谓不是一大强国矣。于是，在每个国民心中，新的问题已经油然而生：国家富强，与我何干？如果我的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我的家园要被强拆，我的子女要喝毒奶粉，那么，强国的意义又在哪里？于是，强国与富民成了一个并重的命题，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黯淡。 共识之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邓小平在1985年10月接见美国《时代》周刊组织的一个企业家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及此意，它的完整表述是：“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它很快成为一个共识，成为80年代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一把“思想利器”，对经济改革的推进及人们观念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时代作用。 时至今天，的确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据英国人胡润的统计，中国的亿万富豪已超过10万人，中国甚至成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如果再在今日高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听者的第一个反应必是，“那部分人包不包括我？”如果包括，我跟着喊，如果不包括，对不起，我反对。所以，这个共识已经失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不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路径。 共识之三：“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猫论”是本轮经济改革的务实主义特征的生动表述，这里的“老鼠”，就是经济成长的指标，它以最浅白的语言告知全国，为了发展经济，一切的框框架架都可以被打破。 90年代初期，我去温州的一个制造假药的乡村调研，我在地头责问村长，“你知道那些假药会害死人吗？你还有点道德吗？”村长用手指着身后一排整齐而高耸的民房，中气十足地大声对我说，“我最大的道德就是让我的乡亲们富起来。”很显然，村长是一位能抓住老鼠的好猫，尽管他有点黑。 三十多年以来，“猫论”彻底地激发了中国民间的致富热情，同时，它也对道德底线、法治底线、环境底线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它让一部分中国人和地区成为了功利主义的信徒和试验区。 共识之四：“摸着石头过河”。 已经退休的《金融时报》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容凯尔曾经评论说，“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并没有超乎常人的计划，对经济成长目标的追求，本质上是实用主义性质的，而且采取的是试错法。”所谓的“试错法”，就是千军万马“摸着石头过河”，过了河的就是英雄，过不去的、被水冲走的就是狗熊。这一共识在改革初期的作用是惊人的，它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崛起提供了一个巨大的、众生喧哗的创新舞台。 不过到1998年前后，吴敬琏等人就已经提醒“中国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石头摸不到了，早期战略就需要调整。随着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改革的试错成本越来越高，这一共识显然亟待反思。 共识之五：“发展是硬道理”。 这一共识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综合升级版，它最直接催生出了GDP主义。今天的人们已经开始在思考：什么是“软道理”？在“硬发展”之外，是否还存在着一种“软发展”？ “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两大执政理念的提出，可以说是执政当局对这一共识的新理解，当前的紧迫课题是，“发展是硬道理”的衡量指标非常容易设定，其成果也很能让人感受到，而“科学发展观”及“创建和谐社会”的评价体系及执行策略却要复杂和艰难得多，旧题已弃，新题待破，新旧交替之际，人们自然焦虑和彷徨。 共识之六：沿海优先发展战略。 在毛泽东时期，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重工业为优先，以东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为重点投资布局，而到了1978年，这一战略及布局出现决定性转变，南方四大经济特区的设立以及东南沿海十余城市的对外开放，让中国经济格局陡然大变，从80年代初期以来，中央就坚定地执行了沿海优先发展的战略，从此，资金、人才和政策发生了“孔雀东南飞”的景象。2005年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多个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战略，这其实意识着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的终止。这一发展共识的改变，在思想统一、政策配套及执行策略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 共识之七：国有资本必须在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中占主导地位。 近年，我在一些经济学院和商学院授课，常常被学生问及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法在任何一本经济学教材中找到上述的这句“共识”，它到底出现在哪里？ 我的回答是，它出现在每一次的中央经济文件和“五年规划”之中。学生会接着问：它是一条不需要进行论证的“公理”，还是一个需要进行论证的宏观经济规律？当这些疑问越来越浓烈的时候，表明它的共识性便越来越淡薄。 如果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中国可以说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国有经济的繁荣昌盛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早在公元前81年，汉代的人们就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流传至今有一部《盐铁论》为证。随着民间资本的日渐壮大，以及多种所有制公平发展的政策性承诺，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成了一个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 上述的七个共识，堂堂皇皇，国境之内，无人不能熟背；朝野上下，常年奉之圭皋，它们都曾经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中发挥了积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都应该被铭刻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纪念碑上。 今天对它们的反思，并非否认我们走过的历程，而是表明，我们正在进步，而且真的在进步。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论及，“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连制度都需要不断更新方能久远，何况共识乎。 三十余年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原本就缺乏“蓝图”，完全是靠一系列的全民共识所维持，剑及履及，披荆前行。如今，改革行过半程，共识已然瓦解，全体国民宛若散沙，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稍有常识者都清晰地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社会后果，当前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和思想分歧大多由此而生。今天，让我们一起思考：我们到底应该扬弃哪些旧的共识，同时，应该创造和接受怎样的新共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吴晓波 我不知道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还有没有代表提案谈企业改革，而如果谈，又从何谈起。 这是一个十分奇异的事情，因为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命题之一，而在改革行至半途之际，它却“失踪”了。 先让我来简单回顾一下过去三十多年的企业改革路径。 本轮经济改革的序幕是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拉开的，而经济改革的主要命题就是如何搞活国有企业——当时中国并没有私有企业，也没有外资企业，所以惟一的目标当然只能是国企。国有企业的现状则是惨不忍睹，用一句讽刺性的话说，“国家假装给工人发工资，而工人则假装工作”。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十分明确地写道：“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 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1979年5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大型国企率先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7月，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费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全额信贷等五个文件一并发布。 也是从这时开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通过机制创新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成为经济改革的一大主线，其被尝试的办法包括：放权让利试点、试行企业经营承包制、企业自主权落实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而这些办法最终证明的是，在产权不清晰的前提下，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 到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营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8.6倍。 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肯定了国有企业改革“抓大放小”的新思路。所谓“放小”，其本质就是改变所有制性质，让中小型国有企业实现私有化。 这一战略真正得到大面积的实施则是在1998年之后，朱镕基在这一年三月的北京“两会”上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提出“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他动用的办法就是“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而实施的战略就是坚决地“国退民进”。这一战略引发了重大的思想和政策分歧，有人斥之为国有资产流失，有人则视之为一场产权革命。 “国退民进”运动从1998年大规模推广，一直到2003年进入尾声，它意味着，政府最终放弃了之前二十年以机制转换和放权搞活为主题的改革路径，中国企业的所有制格局为之一改，从而也深远地影响着日后相当长时间的中国经济。2002年，一份题为《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的四年里，有25.7%的被调查的私营企业是由国有和集体“改制”而来。 到2003年的北京“两会”，朱镕基卸任，随后中央政府成立国资委，它标志着“国退民进”时代的终结。从此之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形成了“楚河汉界”之势，前者控制了资源、能源等上游产业，而后者则在以制造业、服务业为中心的中下游产业盘旋。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企业改革失去了对象和方向。 通过对改革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的三个结论： ——国有企业从来是企业改革的对象，而且是惟一之对象； ——国有企业的脱困不是以制度改革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形成产业垄断来实现的；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的完成，仍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要任务，舍此，无他途。 而在这一认识前提之下，更为尖锐的问题则是：在一个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变革目标的国家中，国有企业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而现有的、形成了强大营利能力和产业控制能力的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应该如何进行改革。 这既是一个理论层面的课题，也是一个操作层面的课题。 就在上周，民间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 这份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 在天则的这份报告中，融资成本和土地成本是分析权重最大的两块。 在融资成本方面，国有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16，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利息率为0.054。若按照民营企业的利率水平重新计算国有企业应支付利率，2001年-2008年利息支付差额共计约28469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84.55%。 在土地成本方面，中国土地出让制度沿用“双轨制”，工业用地和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多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和成本价。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根据测算，按工业用地价格的3%计算工业土地租金，2001年-2008年国有企业共应缴纳地租34391亿元，占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名义净利润总额的102%。 如果天则报告的数据是真实的，结论是理性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国有企业？我们很希望听到来自国资委研究机构对天则报告的反对意见。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则新闻是，全国政协委员、刚刚从中央企业——招商局集团董事长职位上退下来的秦晓先生在接受记者访谈时提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他不是第一次表达类似观点，早在2009年，他就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 天则报告和秦晓观点已经在媒体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强的反响，而它们会在“两会”上遭到怎样的呼应？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